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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語 | 耿申:為何"重設"寺子屋?
作者:耿申   發表時間:2019-08-27

日本東京在2018年指定30所高中設立“校內寺子屋”,對在義務教育階段學習成績欠佳的學生,由社區相關人士為他們提供復習和補習。“寺子屋”是日本江戶時代寺院開辦的以平民子弟為對象的教育機構,主要為其提供與讀寫算及道德規范相關的學習內容。在日本教育史上,寺子屋影響重大,近代多數小學是由寺子屋改造而成的,故被認為是日本近代學制的基礎。但在100多年后的今天,東京都教育委員會為何要在高中“重設”寺子屋?寺子屋不過是借用了一個歷史名稱而已,其現實目的也并非全在于為學生補習。按照東京都教育委員會的施教政策,設立寺子屋為的是“使整個社會都能支持學校教育”而“積極利用社區人才”,換句話說,就是采用設立寺子屋的方式,為社區參與學校教育搭建一座具有“抓手”性質的橋梁。
對于青少年成長來說,家庭、學校、社會協同實施教育是完成立德樹人任務的最佳路徑。道理雖然如此,實行起來卻顧慮重重、舉步維艱,各方責任、義務、訴求不盡相同,合作渠道充滿溝壑,協同途徑坎坷不平。從學校立場來看,家校社協同教育通常分為家校合作與校社合作兩種情境。家校合作的主導方基本在學校,倘追究家校合作不力的責任,則校方難辭其咎。校社合作雖然主導方依然是學校,但社會不是家庭,擁有著遠遠大于家庭的教育能量和復雜的利益訴求。東京都2017年提出的教育發展規劃目標為指向“面向實現創造光輝未來的教育”,重點考慮的是面向充滿變化的未來社會,如何實現高質量的教育,為未來社會培養所需人才,讓每個孩子都能獲得充實而幸福的人生。這與東京的姊妹城市北京的教育發展規劃目標有著很多相似之處。東京的探索無疑也為北京的教育提供了一個參照案例。就北京(并不限于北京)而言,也一直在嘗試各種校社合作的政策、措施和實踐探索。如,始于20多年前的“第二課堂”,始于10多年前的“社會大課堂”,始于幾年前的中小學“學院制”等等,無不是在探索“積極利用社區人才”的校社合作途徑。
東京的探索并不限于高中。在高中設立“寺子屋”的同時,在55個社區設立了1186個由社區人員監護的“課后兒童教室”,作為讓小學生在放學后得以安全、專心地進行學習活動的場所;在21個社區設立了“社區未來學院”(地區未來塾),由社區相關人士作為“學院講師”為初中生提供體驗性學習活動的支持。
在一次教育論壇上,有專家大膽地提出:未來教育只有學習,沒有學校。從社會發展趨勢特別是從信息技術手段快速更新的走向來看,學習對于人未來成長和發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學校卻再也不能像過去一樣封閉管理了。東京在小學、初中、高中分別設立“課后兒童教室”、“社區未來學院”和“校內寺子屋”的做法,遠遠超出補習、復習、提高學力、增加體驗等具體目標所顯示的意義。重設寺子屋,與其說是教育管理者的智慧創舉,不如說是社會發展大趨勢使然。

(耿申  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  編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