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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與評價 | 李金波:新高考改革遭遇的問題分析及對策研究——以浙江省為例
作者:李金波   發表時間:2019-07-12

 

摘要

 

新高考改革與深化高中課程改革、推進高校教育教學改革相對接,其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面臨著考與教新舊沖突疊加、改革的技術支撐不力、高校的生源結構重組、考試機構面對嚴峻挑戰、改革協同推進不力等一系列問題。面對挑戰,可以從優化等級賦分辦法、推行一檔多投、推進招考分離等方面來進一步優化改革,破解改革熱點難點問題;通過建立服務于教育教學的高考評價體系,應對高考作用的異化,提升命題科學化、專業化水平,提升考試機構的專業化管理水平等舉措來提升高考的科學化、專業化水平,并加快高校教育教學改革的步伐來順應新高考。

 

 

關鍵詞

 

高考;考試招生綜合改革;課程改革;選考賦分;高校招生

 

 

2014年新一輪考試招生綜合改革與深化高中課程改革(下文簡稱“課改”)、推進高校教育教學改革相對接,對基礎教育、高等教育及考試系統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不容否認,改革在取得顯著成效的同時,也面臨一系列的問題與挑戰。本文以先行試點改革的浙江省為樣例,分析兩輪多改革實踐以來所面臨的問題,并試圖提出相應的對策。


 

一、新高考改革所面臨的問題

 


由于此輪改革對原有高考制度進行了深層次的、重大的調整,改革后高考與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的關系正面臨一系列的挑戰。

(一)考與教的新舊沖突疊加

高考是連接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的通道,三者之間是一種互動關系。新高考向多元化方向推進,必然給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帶來影響。一方面,新高考改革由課改推動、因課改實施,同時也對高中教育改革形成倒逼,讓人們呼吁多年的一些基礎教育改革措施得以落地生根,促使基礎教育呈現新氣象;另一方面,高考與基礎教育、高等教育既有的沖突未見消散,新的沖突隨著高考改革的實施又不斷涌現。

1. “唯分數論”陰魂不散

我國高校招生標準自高校統一招生考試設置以來,一直采用依分數高低錄取制,新高考改革期望通過綜合評價、多元選拔等措施,淡化分數的作用,打破“唯分數論”。但要看到,改革后的錄取標準依然采用基于高考成績、學業水平考試和綜合素質評價的總分錄取制,很難徹底打破“唯分數論”,又會導致新的“唯分數論”出現。例如,大多數學生為獲得更高的分數而參加兩次外語、選課科目考試,努力爭取更高的學考等級,采用各種辦法提升綜合素質評價等級。有的學校為了提升成績會限制學生選擇權、固化選考科目組合,為趕進度而增開課程,搞“會戰式”復習。高校間相互攀比錄取分數線,依然采用傳統的“依分錄取”等。

2. 高考利益相關者之間的沖突更為激烈

高考利益相關者眾多,有學生、家長、學校、教師、地方政府、高校等,這些相關者不僅成分復雜,而且利益訴求多樣。例如,學生追求“考上什么樣的大學”,中學在意“一段上線人數”,校長追求完成“政府指標”,一些地方政府熱衷用“高考升學率、重點率”來考核高中教育質量。由于利益相關者價值取向各異,形成了對高考改革認知與態度上的激烈碰撞與對立。

3. 教與考對“選擇性”實質的認知存在差異

此輪改革的初衷是讓高考有效對接高中課改,破解“高考不改,課改難改”的瓶頸。并試圖通過擴大“選擇性”,促進學生在共同基礎上的個性化發展。但對于“選擇性”的實質是什么,教與考還是存在不同的理解。

第一,有些學者認為不能以考試的選擇性來代替學習的選擇性。為促進學生個性發展,教育、學習可以有選擇,但考試必須有統一的標準。選擇權應當落實在學習過程而非考試上,改革后學生可以選考不同的科目組合,嚴重損傷了高考作為統一準繩的本質。[1]

第二,學生是根據自己的興趣還是根據“分數”進行選擇?不少人認為后者比較普遍,考生或是缺乏選擇能力,或是盲從于父母,或是根據科目難易以及可能得分的高低進行選擇,因而人們對高考是否應賦予學生如此大的選擇權心生疑慮。[2]

第三,選擇的限度問題。部分人認為此次高考改革是考試次數、考試科目、考試時間三個選擇維度的疊加,改革過于復雜,需要適當精減。

第四,選考組合的合理性問題。什么樣的考試科目組合最為合理,更加有利于人才選拔和推進高中新課改,既體現科學性又具可操作性?對此問題的判斷始終沒有充分的依據。

擴大選擇性,實施選考制,倒逼著學校推行選課走班,這對教師備課、授課,學校排課、教室安排、師資調配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給基礎教育帶來了一系列的挑戰:一是出現選考科目間人數懸殊、變化不定的現象,課程設置、教學計劃安排都面臨困難,教師力量統籌、學校軟硬件設施建設面臨挑戰;二是選課走班,行政班向教學班轉變,學校教學管理更加復雜,學生學習、教師教學評價等也面臨新課題。[3]

4. 學生綜合素養發展欠缺

第三方調查顯示,大家普遍認為新高考后學生的綜合素養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問題根源主要在于知識的碎片化、教學的應試化及學習過程的間斷。首先,新高考模式下有些科目會在高一、高二考完,考完之后學生就不再繼續學習該科。相比于改革前,學生在這門功課上的水平肯定下降了。其次,由于考試時間提前,考試次數增多,出現考試科目優先、其他科目讓步的突擊學習現象,以及學校為趕進度而出現“夾生飯”現象。再次,從現實操作層面,建立綜合評價、多樣選拔的錄取機制,根本出路在于完善綜合素質評價制度,變錄取中的“參考”為“依據”,國外的錄取機制已充分證明這一點。但由于綜合素質評價本身難以量化,目前社會誠信機制尚未健全,其效度難以保證,公信力、公平性、可比性存疑。目前綜合素質評價作用還十分有限,這是擺在我們面前亟待克服的困難。[4]

(二)高考改革的技術支撐不力引發新問題

縱觀歷次高考改革,其更多還是側重于制度、政策層面的改進,對高考自身技術層面的改進不多。例如,考試分數的等值化處理、考試命題的方式與技術、考試結果處理與使用等,自統一高考設置以來并無大的改變,與國外尤其與發達國家的考試技術水平差距越來越大。歷次高考改革的技術支撐難以滿足需求以及考試自身存在的局限性,是導致教學、考試、錄取之間出現沖突,考試作用異化的重要原因,也是導致改革出現一系列問題的關鍵因素。在這些問題中,最受人關注、最為棘手的當屬選考科目人數失衡問題,其中又以物理人數不正常下降最為突出。在浙江省7門選考科目中,物理選考人數最少,并觸發了6.5萬的最低人數保障機制。

(三)高校的生源結構面臨重組

新高考在招生錄取模式、志愿填報方式及錄取標準上改變顯著,這些改變對高校的生源結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 多元選拔機制使高校的生源結構出現差異

新高考統一高考招生、高職提前招生、單獨考試招生和三位一體招生四種招生錄取模式并存,還有免試保送、自主招生、定向錄取等其他選拔模式。高校之間選拔模式各異,其生源出現差異也就成為必然,這對高校人才培養體系的完善和教學改革的推進既是有利條件也是挑戰。

2. 科目選考使高校及專業的生源結構從文理相對單一向多元化轉變

實行科目選考制,改變了學科組合的單一性,滿足了高校個性化、多樣化培養的要求。但選考科目組合的差異性和多樣性,對大學教育和教學管理也提出嶄新的要求,會出現部分學生知識結構難以適應就讀專業需要的問題。

3.“專業+學校”志愿填報方式使不同地域、高校、專業之間的生源差距拉大

“專業+學校”新模式令高校在錄取批次、錄取人數、錄取分數及專業分差等方面均重新洗牌,一些原先“二本”“三本”的特色高校(尤其是民辦高校)及部分專業脫穎而出,而一些辦學聲譽差、質量低的專業很可能因招生困難而被淘汰。通過抽取2016年(改革前)和2018年(改革后)第一批(段)高校新生錄取數據樣本分析發現:

(1)高校錄取批(段)次出現變動

許多改革前列入“二批”“三批”錄取的院校在“一段”就錄取了部分甚至大部分的新生。例如,江蘇科技大學改革前在第二批招生,改革后在第一段就錄取了29人。

(2)高校錄取人數出現地域遷移

高校錄取不分批次后,各地域第一段錄取的人數出現了明顯的變化。以省份為例,改革后高校一段錄取人數增加最多的是浙江本省,其次是上海市、江蘇省、山東省、天津市增加人數較多,而西北、東北各省市的人數增加有限。可見,在解除高校批次限制后,更多的高水平學生傾向于選擇省內院校和沿海省市。

(3)高校內錄取分差在拉大

首先,分別計算各高校錄取新生中最高分與最低分的分差(簡稱“錄取分差”),專業之間最高錄取分與最低錄取分的分差(簡稱“專業分差”);然后,統計不同層次高校錄取分差的平均值和專業分差的平均值。

 

綜合來看,無論是錄取分差還是專業分差,2018年高校所招收新生相比2016年皆存在增大趨勢。其中頂尖大學(985高校)雖然相比于往年有所增大,但小于211高校和一段線的高校,說明越到高層次高校,學生之間的差異越小,但改革后也存在分差增大的趨勢。高校內專業之間的分差進一步拉大,對學校專業建設提出嚴峻的挑戰。

4. 高校的專業建設承壓

取消學校批次和實行專業(類)平行志愿,把專業推到了一線,專業直接面臨考生的選擇,高校綜合實力、影響力對招生的作用相對弱化,專業實力和影響力的作用上升,優勢和熱門專業會更“火”,弱勢或冷門專業會承壓。這對一些高校是機遇,一批辦學定位明確、專業特色突出的高校、專業會脫穎而出。表4列出了改革前后錄取分出現顯著變化的部分高校專業。

(四)考試機構面臨嚴峻的挑戰

我國的教育考試機構大多牽頭或參與新一輪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設計與實施,面對增加的新職能,考試機構正面臨一系列的困難與挑戰。

1. 新高考改革系統深刻、復雜敏感,對考試機構治理能力建設提出新要求

一是高考改革操作環節復雜,涉及考生、中學、教育行政部門、高校等多個改革主體,涵蓋高中教育教學、高中綜合素質評價、選考和高考考試組織、招生錄取等全過程各環節,“牽一發而動全身”。

二是社會和輿論環境復雜。在網絡媒體、新媒體十分發達的今天,信息傳播快速、迅捷,高考改革任何一個環節、一個地方哪怕出現一個微小的差錯都可能迅速發酵,產生難以控制的局面。

三是考試要求做到絕對安全。一旦考試安全出現問題,勢必會引發社會對改革公平性的擔心和質疑,影響社會對高考改革的信心。當前確保考試安全的形勢非常嚴峻,考試安全形勢不容樂觀。

2. 新高考改革對考試機構加強專業化建設、提升專業化水平提出新課題

一是考試機構專業化亟待加強。國內的教育考試機構主體為管理型人員,專業技術人才缺乏,在命題等考試核心業務的理論研究和技術開發中沒有積累足夠的技術實力,與提供科學測評服務的要求相距甚遠,與國外先進考試機構的差距不斷拉大。加快考試機構的專業化建設,不斷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這已是我國教育考試機構適應教育形勢發展的迫切需要。

二是考試管理制度建設和管理水平有待加強。新高考客觀上增加了考試招生管理的難度與復雜性。如何建立和完善考試管理制度,重視對考試管理人員的培訓和對考試實施的監督,保障考試公平,這些方面都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補充完善。

3. 考試機構如何更好地服務于教育教學的問題需要破解

對教育考試機構的服務性質,世界各國考試界已達成共識。國內考試機構由于基本附著于政府的行政體制,長期以來更多關注考試與招生的組織實施,只考不評,缺乏挖掘考試數據信息、提供教育評價服務的意識和行動。隨著教育改革的深入,我國考試機構在繼續發揮考試與招生管理職能的同時,應不斷拓展服務領域,特別是與考試有關的評價服務,使教育考試能更好地服務于政府決策,服務于教育教學,服務于學生發展。[5]

4. 綜合素質評價的使用有待深入研究

綜合素質評價在新高考招生中的使用初見成效。例如,在“三位一體”綜合評價招生和高職提前招生中,綜合素質評價結果不僅作為報考條件,而且作為初次遴選的依據。然而,綜合素質評價的使用也面臨一系列的挑戰,如何確定評價指標體系,如何保證每個指標具有可操作性,如何保證每個指標的評定結果穩定有效,如何避免評定過程中的偏見等問題,都有待考試機構和教育管理部門進行深入的研究。

(五)改革協同推進力度不足

高考改革因為“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統籌謀劃、協同推進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相關配套改革,但目前看來存在明顯的不足。例如,政府層面重視程度還不夠,督促力度還不夠,保障強度還不夠,教育系統“孤軍作戰”不是個別現象。學校層面的辦學條件和資源投入還跟不上高考改革的要求,教師配置出現結構性矛盾與“潮汐”現象,教師的專業能力建設存在差距,學生的選擇能力還有待加強,中學的指導能力也有待加強。


 

二、破解高考改革問題與挑戰的切入點

 

 

面對新高考的問題與挑戰,可以從政策制度、考試技術兩個層面入手去有效地應對。

(一)致力于破解高考改革的熱點難點問題

1. 優化等級賦分辦法

選考科目人數失衡問題(其中又以物理人數不正常下降最為突出),其主要根源在于等級賦分辦法的局限性。現行辦法以各科目的考生水平呈適度負偏態分布且科目間的考生水平分布基本一致為前提,以實際考生人數按事先確定的等級比例賦分。但當學科之間人數和考生水平分布不平衡時,缺乏“糾偏”的能力。對現行等級賦分進行優化,必須改變固定比例等級賦分辦法,實行按考生實際水平的可變比例等級賦分。其中,關鍵是要尋找能有效衡量考生實際水平的標的(或稱常模、量尺)。目前這個標的可以是語文、數學、英語的成績,也可以是學業水平考試成績等。以學考為例,浙江省學考的各學科有相同考生群體(都是全體考生),相同A、B、C、D四個等級劃分,相同等級比例(A=15%,B=30%,C=30%,D=20%)。因此可以認為A、B、C、D四個等級在選考科目之間是等價的,各選考科目考生中A、B、C、D四個等級的比例可以反映選考學生實際水平的分布狀況,四個等級所占比例的差異可以反映考生水平分布的差異。因此可以將學考及等級比例作為共同標的,在此基礎上確定各科目的可變等級賦分比例。其基本思路為:

第一步,參照學考等第把現行選考科目21個賦分等級分為A、B、C、D四個區間。其中,A區為1~5級(前15%,100~88分);B區為6~9級(前45%,87~76分);C區為10~14級(前75%,75~61分);D區為15~21級(其余學生,60~40分)。

第二步,各科目按選考學生中學考A、B、C、D等級人數的百分比賦分。例如,假設選考學生中學考為A等的占比為30%,那么其等級賦分都在100~88分區間,各等級比例按30%/15%=2配置,即100分=1%*2=2%,97分=2%*2=4%,94分=3%*2=6%,91分=4%*2=8%,88分=5%*2=10%。依此類推。

如果需要進一步轉換為百分制分數,可以按等比轉換的方法分上述四個區間或20個區間(由現行21個等級劃分而成)將原始得分一一折算成對應的選考賦分。

可變比例賦分辦法體現“高水平得高分”的原則,賦分不再受實際考生人數的影響,可有效解決物理學科人數不正常下降問題。此外,有些省市的學考雖然采用合格性考試,但基于學考的實際成績,也可以對等級及比例進行虛擬的劃分。

2. 推行一檔多投

浙江省的高考錄取機制已部分實行一檔多投。例如,在高職提前招生中,2018屆45所高校錄取的1.86萬人中,同時被 兩個以上高校專業擬錄取的考生為0.41萬人,占22%。一檔多投模式與目前世界各國通行的錄取模式相似,代表錄取的未來發展方向。如果在所有錄取模式中全面推行,一名學生可以同時申請多所大學(或專業),可以獲得多所大學(或專業)的錄取通知書,然后在所錄取的高校(或專業)中進行最終選擇確認。那么,學生與高校的雙向選擇將可以進一步拓展,7選3、文理不分科、多次考試等改革的價值必然會得到更充分的體現,也可以有效緩解選考科目人數不平衡尤其是物理科目考生“吃虧”的問題。

3. 推進招考分離

推進招考分離,就是要讓高校成為招生的真正主體,各高校可以依據自身人才培養目標要求來確定招生的標準,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綜合評價。招考分離后高校之間的招生標準會有不同,可以真正實現高校招生標準的多元化,進而可以有效改變當下以單一分數為標準、將所有學生按分排隊錄取的模式,實現多元標準與學生的個性化相對應。考生可以根據自己的個性特長錯峰競爭,更早選擇適合自己的教育,使教育更好地遵循以人為本的原則,改革也能最終實現以生為本的目標。[6]

(二)發揮高考評價功能,建立服務于教育教學的考試評價體系

改革考試評價機制,建立服務于教育教學的高考評價體系已勢在必行。《關于深化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首次提出“改進評分方式,加強評卷管理,完善成績報告”,將做好考試結果的評定、分析和使用作為考試招生制度改革的組成部分。2018年的全國教育大會要求“健全立德樹人落實機制,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堅決克服唯分數、唯升學等頑瘴痼疾,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評價指揮棒問題,扭轉教育功利化傾向”。對考試大數據所蘊含的信息進行充分挖掘和利用,是實現考試評價功能、使考試向評價轉變的重要抓手,發達國家的考試評價發展歷程也已充分證明這一點。

改革考試結果使用,就是要實現考試評價結果的多元化。一是深化考試結果評定,從分數評定向知識、能力掌握診斷轉變。即在得分的基礎上對考生的知識、能力掌握狀況等進行進一步診斷與反饋,全面提供有關學生的知識、能力掌握優勢和缺陷方面的信息。二是擴大考試結果分析對象,從個體到群體,從靜態到動態全覆蓋。三是改進考試成績反饋,從分數向診斷報告轉變,為學生、中學、高校和教育部門等量身定制個性化的評價報告。

(三)提升考試命題的科學化、專業化水平

破解考與教關系的沖突,除去從高考制度、政策層面進一步深化完善,更離不開對高考技術層面的提升,其中又以提升命題的科學化水平最為關鍵。新高考背景下“學生考試多次選擇”“外語等科目一年多考”,不只在表面上大大增加了考試機構的工作量,更需要在實質上推動現代命題質量觀的落實。但我們需要正視的是,在發達國家紛紛以高科技手段改變命題模式和考試形式的背景下,我國迄今為止的命題基本上都是經驗式命題,命題的科學技術含量較低,要實現考試難度的穩定性、多次考試的分數等值、量表分數的轉換等,傳統的命題組織模式恐怕難以應對。因此,高考越來越需要專業化命題的支撐。命題能力建設將是考試機構由專門向專業、由管理向服務轉型的關鍵支點。

(四)提升考試機構的專業化管理水平

第一,從經驗型、行政化管理向標準化、制度化、現代化管理轉變。這包括建立適應專業化管理需求的組織架構,完善標準化、創新性的管理體系等。第二,機構的專業化水平首先取決于人的專業化水平,人力資源建設是教育考試機構專業化建設的關鍵。要提高考試隊伍的整體素質,加強隊伍專業化建設。圍繞考試業務和改革的需要,應加大政策研究、命題評價、網絡數據信息、宣傳、考務管理等人才隊伍的培養和建設。第三,加強管理手段的現代化建設和考點考場的標準化、規范化建設。

(五)加快高校教育教學改革的步伐

首先,增加高校在招生選拔、專業建設上的緊迫感。高校要以此輪高考改革為契機,花大力氣優化專業結構,調整院系設置和教學組織,建立和完善專業的準入及退出機制。各地政府也要以此為契機,因勢利導,做好專業布局和結構布局的文章,改變高校專業設置同質化現象。其次,深化高校對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新高考下學生選擇趨向和知識結構的多樣化,給高校專業人才培養帶來了新的考驗,要求學校加快實施教學模式改革,改革傳統的課堂教學模式,修訂人才培養方案,加強基礎課程建設和低年級段的通識教育,積極探索建立健全學分制和選考制。[7]再次,高校需要盡快“學會招生”。新招生錄取機制下同一高校不同專業的招生要求會差異懸殊,需要高校制定適合自身人才培養和改革發展需要的招生標準、條件和程序。新高考下的錄取不再是階段性的而是貫穿全年的,需要建立一支高素質、專業化的招生隊伍;需要多部門聯動甚至全員參與,尤其需要向專業院系傳導,發揮專家教授的作用和影響力。最后,新高考需要高校加強招生工作的宣傳,擴大學校影響力。

 

 

[注釋]

[1][6] 儲朝暉.高考招生改革亟需邁上招考分離的新臺階[EB/OL].(2018-04-01)[2018-12-22].http://www.sohu.com/a/226952199_175649.

[2][4] 北京大學.浙江高考綜合改革第三方評估報告(內部資料)[Z].2018:6-10.

[3] 邊新燦.新一輪高考改革對中學教育的影響及因應對策[J].中國教育學刊,2015,(7). 

[5] 戴家干.談教育考試機構的職能與定位[J].教育與考試,2007,(1).

[7] 文東茅,劉玉波.高考改革何以“牽一發而動全身”[J].中國高等教育,2014,(24).

 

 

(責任編輯:金平)

《教育科學研究》201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