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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教育科學規劃課題成果公報 | 李木洲:轉型與構建:高考制度現代化研究
作者:李木洲   發表時間:2019-03-01

高考制度作為教育制度和國家治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現代化是教育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三者之間有機聯系,互相促進與制約,是部分與整體、子系統與母系統的關系。因此,探討高考制度現代化必須把高考制度置于現代化、教育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的大背景、大框架和大理論中加以考察。本研究按照“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國內與國外”三結合的思路,基于對經典現代化理論、高度現代化理論和馬克思主義現代化理論的綜合探析,以美國“高考”制度現代化為個案,透過歷史與現實及國際比較,客觀、理性以及理論化地審視和探究我國高考制度現代化的內涵、特征、目標、歷程及其當代轉型、構建與評價等問題,為新時代推動高考制度現代化建設提供理論依據和實踐建議。


一、高考制度現代化及其與教育、國家現代化之關系

現代化理論可分為經典現代化、高度現代化和馬克思主義現代化三大理論派系,不同的現代化理論及其派系有不同的立場與視角。只有綜合各派理論之優長,求同存異、取長補短,才能全面把握現代化的歷史本質與時代訴求,揭示現代化的基本規律和趨勢。概言之,現代化的本質是“傳統性”的不斷削弱與“現代性”的不斷增長,而現代性的核心是理性,其又包括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1]高考制度現代化即高考制度現代性不斷增長、擴展及實現的歷史過程,包括高考制度理念、技術及形態的現代化。高考制度現代性的內涵與外延由人的現代性和社會現代性決定,具體包括科學性、公平性、多樣性、自主性、專業性、綜合性、民主性、法治性等基本特征。高考制度現代化的目標既包括高考制度設計的合理化安排,也包括高考制度實踐的功能性要求,它是國家建設、社會變革、教育改革以及人的發展對高考制度改革的綜合訴求,其根本任務是服務與促進學生發展,最終實現高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2]由于高考制度在我國教育系統中發揮樞紐作用,關乎萬千考生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因此,推動高考制度現代化事關教育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全局。

高考、教育與國家三者之間是一種作用與反作用、相對獨立又互為影響的有機關系,其互動邏輯是:國家治理需要治理之人,如何培養和遴選治理之人決定著治理是否良政;良政需要優良的教育制度和科學的考選制度,而優良的教育制度和科學的考選制度又需要良政的培育。[3]因此,只有基于國家治理理念不斷優化高考制度和教育制度,以現代化的高考和教育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才能最終促進國家的良治。簡言之,高考作為我國人才選拔培養的樞紐性制度,其現代化在教育現代化和國家現代化的進程中居于舉足輕重的地位。推進高考制度現代化建設不僅是我國考試招生制度現代化和教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一環。它深刻影響著中國未來的人才培養模式、現代化進程以及國家綜合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具有迫切的現實性和時代性。總之,高考制度現代化既是教育制度現代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又是推進教育現代化和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二、高考制度現代化的歷程、動因與制約因素

高考制度是中國原創的內生制度,它在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古代科舉考試的基本設計與精神。民國高校招生考試活動的制度化是高考制度現代化的初級階段,實現了由傳統考試向現代考試的基本轉化。1952年統一高考制度的建立標志著中國進入“高考時代”,也意味著高考制度現代化的正式起航,它促使高考制度的計劃性、統一性、規范性、科學性、組織性、公平性、效率性等現代性因素得到迅速增長與擴展。然而,高考制度的現代化并非線性發展、一帆風順,而是一個跌宕起伏的曲折過程。基于現代化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基本規律,從高考制度現代性的實現程度來看,高考制度現代化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即初步現代化階段、基本現代化階段、總體現代化階段和全面現代化階段。在不同的現代化階段,高考制度現代化或現代性的價值傾向有所不同。初步現代化階段更加強調高考效率,基本現代化階段更加注重高考技術,總體現代化階段更加突出高考公平,而未來的全面現代化階段將更加重視高考質量。當前,高考制度正處于由基本現代化向總體現代化邁進的過渡階段。

高考制度作為國家基本教育制度,與國家現代化密切相關。它伴隨國家現代化的節奏而不斷演進,同時也影響著國家現代化的整體進程。由于高考制度的極端重要性、廣泛輻射性和深遠影響性,導致高考制度現代化的動因也呈現出極度復雜性。就內部動因而言,主要包括:效率性——人才選拔的功能追求,它側重于滿足高校對新生選拔的有效,強調在控制考試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考試效益;科學性——制度運行的優化訴求,它側重于滿足對學科及人才成長規律的尊重,強調高考的科目、內容、方法以及指標投放與選拔標準是否科學合理;公平性——社會價值的基本要求,它側重于滿足對考生權利的保障,強調考生在享受公共教育資源尤其是高考機會時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對待。[4]需要指出的是,高考制度的效率性、科學性、公平性三者之間既相輔相成,又相互制約,它們代表著三種不同價值取向的高考制度改革動力,并從不同的維度推動著高考制度現代化的發展,但其皆源于高考制度自身的生存與發展需要。就外部動因而言,主要包括:政治政策的方向性引導、教育發展的改革性訴求以及技術進步的適應性推動。它們以不同的方式影響著高考制度現代性的生成和進程。政治政策是否良善決定著高考制度現代化的進與退以及高考制度現代化的根本性質。教育發展的方向與訴求影響著高考制度現代化的制度設計與功能結構。現代技術的進步及其與高考制度的融合程度影響著高考制度現代化的運行方式與效率,它從物質或技術層面決定著高考制度現代化的水平。

由高考制度自身的系統復雜性、利益復雜性和環境復雜性所決定,高考制度現代化必然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就高考制度的系統復雜性而言,其包含測試制度、錄取制度、管理制度等系列子制度的合理化運行問題;就高考制度的利益復雜性而言,其存在考生、家長、高校、市場、政府等眾多利益主體的利益糾葛與博弈的問題;就高考制度的環境復雜性而言,其受到來自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技以及人口等諸多系統外部力量的影響;就高考制度的自身局限而言,其制度結構與功能存在一定的先天局限,也即高考制度本身的設計存在不可避免或難以調和的內部矛盾與沖突;從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來看,當前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社會性質與水平決定著高考制度現代化的總體水平。它們共同構成了高考制度現代化制約因素的基本圖譜。


三、美國“高考”制度現代化的經驗與啟示

美國的大學招生活動始于殖民地時期的哈佛大學。如果以1926年標準化考試(SAT)的誕生為美國大學傳統考試招生與現代考試招生的分水嶺,那么,美國“高考”制度的現代化已走過近百年的歷程。縱觀美國“高考”制度發展史,其大致可分為四大階段:經驗化考試招生階段、標準化考試招生階段、綜合化評價招生階段、過程化評價招生階段。這四個階段又分別代表著美國“高考”制度現代化的萌芽與初建、起始與變革、深化與轉型、趨向與新探。美國“高考”制度現代化的經驗與啟示主要體現在八個方面:一是體現強國意志的理念引領;二是追求技術創新的研究傳統;三是注重依法招考的治理模式;四是發揮社會團體的智庫作用;五是突出效率、兼顧公平的人才選拔格局;六是重視考試數據和標準的開發與應用;七是強調中學與大學的校級互動與銜接;八是適應不同高校的多元分流招生政策。

由于美國“高考”制度處于相對高度現代化的階段,其現代化經驗對發展中國家的“高考”制度現代化具有諸多啟示。其中,最為重要的有兩個:一是走出標準化考試的認識誤區。美國“高考”(SAT、ACT)與我國高考制度的詬病都指向同一個問題,即如何協調學生學科知識掌握與通識能力發展之間的關系,并更好地體現在測評與選拔過程中。我國高考制度的改革需要借鑒美國標準化考試的經驗與教訓,既要走出以學科知識為本的誤區,又要避免陷入過度標準化的泥潭,[5]切實發揮綜合素質評價在人才選拔中的作用。二是靈活多元的招生錄取機制。美國不同類型與層次的大學雖然皆有個性化的錄取標準,但總體而言,其一方面通過標準化考試保障了美國教育的基本水準與公平;一方面又通過多元錄取標準,為頂級人才的產生留出了必要的上升通道,有效保障了“優異人才”的脫穎而出。當前,我國高考制度現代化的關鍵正在于要“走出標準化考試的窠臼”和“構建靈活多樣的錄取機制”。


四、高考制度現代化的轉型、構建與評價

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看,高考制度改革已進入從“單一考試”向“多元評價”、從“統一錄取”向“自主錄取”、從“傳統管理”向“現代管理”發展的路徑。而隨著高考制度科學性、公平性、民主性、法治性、自主性、綜合性、人本性、效率性、理性化、個性化等現代性因子的增長,高考制度向著“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科學管理”的改革方向不斷發展,它既是人們不斷追求高考公平和效率的必然選擇,也是政治民主、社會法治、經濟發展、文化多元及教育多樣的歷史要求。所謂高考制度總體現代化,即要建立系統協調、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制度體系,建成政府宏觀指導、社會有效監督、專業化考試機構組織考試、高校自主錄取的以統一高考為基礎、以高校自主招生考試為補充的分類考試、多樣測評、多元入學的考試招生制度。[6]當然,由國家性質所決定,高考制度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現代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性質與方向。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我國高考制度要實現由基本現代化向總體現代化乃至全面現代化的轉型或躍升,須注重四個方面的改革:一是加強教育考試機構的專業化建設,包括機構理念、人員素質、測評技術以及機構功能的現代化建設;二是建立健全教育考試法律法規體系,將教育考試立法工作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體進程中,出臺一部考試或教育考試專門法,以有效維護主考、被考等涉考和涉招人員的權利、責任及利益;三是重視教育考試研究與大數據開發,這是改進考試評價技術、深化考試內容改革、優化考試管理體系以及構建誠信社會機制的必由之路;四是進一步擴大高校招生錄取自主權,尤其是要通過投檔比例調整和錄取機制改革切實擴大高校招生自主權。

高考制度現代化評價既是鑒定、診斷和優化高考制度現代化目標、路徑及方法的重要途徑,也是有效推進高考制度現代化轉型與構建的重要保障。所謂高考制度現代化評價是指依據事實對高考制度現代化過程和結果進行綜合價值判斷的過程,其實質是對高考制度理念、形態及技術等諸要素的現代性實現程度的評價,也即對高考制度現代性的綜合衡量。本研究采用定量評價與定性評價相結合的辦法,按照客觀性、整體性、獨立性以及可操作性原則,結合反映核心價值、突出核心指標的設計理念,嘗試構建了一個高考制度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具體由“高考技術、高考測試、高考錄取、高考管理”4個一級指標,及其按重要性分層篩選的17個二級指標和47個三級指標構成。

需要指出的是,高考作為人才選拔的科學化手段,它只是連接教育的一個中間環節,其人才培養作用有局限性,不能無限擴大或附加高考的教育功能與社會功能,而應更為關注學校教育這一漫長而更具深刻影響性的因素,并不斷提升高考系統與教育系統的協同育人功能。此外,盡管高考改革是推動高考制度現代化的根本途徑,但在推進高考制度現代化的過程中,應警惕和防止“現代化的陷阱”。一方面,在學習和借鑒西方發達國家高校招生制度時,不能盲目照搬或照抄,而須結合中國實際,取長補短,加以改造,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考制度現代化體系。另一方面,高考制度現代化的“陷阱”也可能存在于“多樣性、自主性、綜合性”等現代性之中,由于客觀而統一的衡量標準被打破,那些主觀而多樣的衡量標準既可能成為特權尋租的漏洞,又可能演化為優勢階層的專利。因此,展望未來,高考制度必須通過新一輪綜合改革做到三個相適應:一是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步伐相適應,進一步推進招考分離,完善政府宏觀調控、考試機構實施考試、考生誠信高考、高校自主招生、社會依法監督的高校招生機制;二是與即將到來的高等教育普及化人才選拔格局相適應,進一步推進多元入學,完善因校制宜、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個性化招生的高校招生模式,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多元化入學需求;三是與社會主義教育制度基本性質相適應,進一步促進高考公平,完善加分政策和弱勢群體入學政策,加強教育考試法制建設,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高考利益。[7]

 

總之,高考制度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頻密變革,尤其是隨著新一輪高考制度改革總體任務的完成,即“分類考試、綜合評價、多元錄取”的新高考制度體系的建立,高考制度將由頻密的、大規模改革階段轉入微觀的、動態調整階段,進而趨于相對穩定。

 

[注釋]

[1] 楊小微.教育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及推進路徑研究[EB/OL].(2017-10-30)[2018-08-11].http://onsgep.moe.edu.cn/edoas2/website7/level3.jsp?id=1510018004874131.

[2] 李木洲.高考制度現代化:內涵、特征與目標[J].教育研究,2016,(7).

[3] 魯子問.國家治理視野的考選制度改革[J].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2).

[4] 董澤芳,李木洲.關于高考改革取向的思考[J].中國考試,2017,(10).

[5] 蘇紅.美國部分高校欲取消標準化考試[J].教育與職業,2008,(11).

[6] 李木洲.高考改革的歷史反思[M].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368.

[7] 李木洲.高考改革應防止“現代化的陷阱”[N].中國青年報,2018-11-12(10).

 

(責任編輯:張蕾)

 

論文來源于《教育科學研究》2019年第2期